◎李成才

我是山西省懷仁縣新家園鄉(xiāng)趙麻寨村人，20歲時響應組織的號召南下到甘孜州。從此，我在遼闊的甘孜大地上工作和生活了40多個春秋，先后在雅江、得榮、稻城、道孚縣度過了近15000個日日夜夜。

我南下前在共青團懷仁縣委工作。根據組織上的決定，1949年11月，我和一批干部隨軍南下。

我們當時用的是部隊番號，所以穿的都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裝。當時的交通很不方便，出遠門等一趟車經常要等個把月。所以，從臨汾市到潼關的300余公里路我們只有步行，然后坐火車輾轉西安、寶雞，又從寶雞步行十多天才到成都。

我們在成都過了元旦后，就向西康省省會雅安進軍。到雅安后，組織上安排我們學習、下鄉(xiāng)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和征糧等工作。大概一個月后，西康省保安師發(fā)生叛亂。我被任命為軍官教導隊排長，對叛亂軍官進行政策宣傳教育。4月份分配工作，包括我被分配到雅江縣的有四五人。我們到康定后，由于雅江還沒有解放，我們在康定、瀘定工作了一段時間。

1950年11月，我們正式出關去雅江縣，因沒有公路，只好騎馬去。我們都不會騎馬，在翻山越嶺的途中不知道摔了多少跤。當我看到路邊上有一個寫著雅江的牌子時已經走了5天。過了立牌子的地方，我逢人就問雅江縣城在哪里？當別人告訴我雅江縣城已經到了時，我感到無比驚訝，當時雅江的荒涼和遙遠出乎我的想象，也勾起了我的陣陣鄉(xiāng)愁。

1952年，我到雅江縣祝桑區(qū)駐點工作組工作。祝桑區(qū)轄八依絨、米龍、祝桑三個鄉(xiāng)。那時的祝桑區(qū)，說它與世隔絕一點不為過，特別是語言。我和當地的工作人員交流時只有像聾啞人之間相互交流一樣比手勢。好在組織上先后安排馬騰驤、楊育才等人給我當翻譯。

那時州、縣都號召藏漢干部相互學習對方語言。我們區(qū)藏漢干部學習語言氛圍十分濃厚。規(guī)定藏族同志跟漢族同志相互交流時藏族同志必須用漢語，漢族同志必須要說藏語。剛開始時，我濃厚的“山西味兒”的藏話與藏族同志本地味十足、張冠李戴的漢話時常惹得大家哄堂大笑。隨著大家學習一點一滴的進步，笑聲漸漸少了，用對方語言交流的能力越來越強了。我在1953年任祝桑區(qū)工作隊隊長時就基本能用藏語跟群眾交流了。我們每天走村串戶、發(fā)放農具、宣傳民族政策，和群眾打成一片。剛翻身得解放的群眾沐浴在幸福的陽光里，非常樂意和我們拉家常。我們不久就完全掌握了三鄉(xiāng)七八百戶群眾的基本情況。

1955年，民主改革邁開了堅實的步伐。我時任祝桑區(qū)工委書記、工作隊長。由于我們平時工作做得細致，祝桑區(qū)在民改期間沒有發(fā)生叛亂。

當時，群眾中私藏槍支現(xiàn)象非常嚴重，收繳槍支要等州上召開會議統(tǒng)一部署才能展開。不久，州委在新都橋召開會議，縣委書記范洪智參加了會議。范書記對我說：“老李，這次州上開會讓我們開展收槍工作，你就放開手腳去干吧?！苯拥酵ㄖ?，我們立即開展收槍工作，在較短的時間內就完成了三個鄉(xiāng)收槍任務。

收槍工作雖然完成了，但有個別人還是不愿意將槍交出來。當時，祝桑區(qū)有3個土司，最大的叫尼瑪勒布。在收槍之前，我向他說過要借他的槍。他跟我說他家里有兩支步槍、一支手槍。沒過幾天，我就安排他去康定參加學習、協(xié)商民改工作相關事宜。我們到他家收槍時只有他兒子在家，他兒子只交了兩支長槍，還賭咒發(fā)誓地說：他家只有這兩支槍。我沒有讓工作組的同志跟他過多爭論，打算等他父親回來再做工作。過了幾天，他父親尼瑪勒布回來了，我立即上門去找他。尼瑪勒布狠狠地批評了他的兒子并將手槍交了出來。

后來，我任雅江縣委委員、縣人民政府副縣長等職。1965年調離雅江縣。

轉瞬間，離開雅江近50年了。如今，年過八旬的我在家頤養(yǎng)天年，但每次回顧這段歷程，真有心潮起伏、思緒萬千、百感交集之感。覺得自己始終沒有辜負“南下干部”這頂神圣光環(huán)所賦予的使命，在不同的崗位上也曾為黨為人民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感謝黨的教育和培養(yǎng)，感謝組織對我們的關愛，感謝甘孜州老百姓的養(yǎng)育之恩。生命不息，學習不止，我將繼續(xù)邁著“南下”的光榮步伐，一直向前。

（作者系道孚縣政協(xié)原主席，1985年10月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