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紀祖

   詩是極為感性的文學樣式，用心地去感受，才是鑒賞它的最佳方式。中國古代文論中的“點染式”符合這一原理。曹丕的《典論·論文》、鐘嶸的《詩品序》、王國維的《人間詞話》，莫不為我們提供了鑒賞與批評的范例。因此，要評論回族詩人竇零的詩集《洞簫橫吹》，我十分重視自己的第一感覺。

   充滿哲思與禪意，是竇零詩歌的一大特征?！翱葑彩瞧刑針?/span>/時間長了，心或空或寂或如灰/身后就蓮花燦爛/眼中氣象萬千”，這樣的詩句似乎透露出竇零寫作的玄機，表現(xiàn)出他的悟性與才氣。他詩化這一盡人皆知的佛教箴語，眼中卻氣象萬千，這就為自己的創(chuàng)作定下了一個基調(diào)：宿命雖無可逃遁，生活卻是豐富多彩的。

   他的許多短詩寫得極富哲理，如：“洞外看洞中/歷史像隧道/幽深又朦朧”，“洞中看洞外/萬宗歸寂/都一個空”?！叭松绺∈懒髟?/span>/三十年前唱一支歌/三十年后唱另一支歌”，“井千年之前是井/井千年之后仍然是井”等等，都很耐人尋味。假定沒有經(jīng)歷世事滄桑，假定沒有生活的歷練，假定沒有對存在與虛無的追問，竇零又將何為？

   是的，“我是誰？我何由而來？何往而去？”幾乎是每一位詩人對生命的叩問。于是，他夢蝶，夢釣，夢蟬，靜坐，思考著人生又迷茫著人生，歷經(jīng)著世事又疑惑著生命，回望著歷史又敬畏著永恒。他于抽象中感悟著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于具體中約會著友情、愛情與親情。印經(jīng)院、閉關堂等，似乎寄托著他的禪心，雪山、極地似乎藏匿著他的天籟。從先人那里獲得啟示，亦空亦寂；從愛情中獲得溫暖，多愁多思。這樣，竇零以詩性彰顯人性，便在詩歌中活得蓮花般燦爛。

   關于“空”的迷茫，似乎是中國文人無可逃遁的宿命。有人說，《紅樓夢》中就一個“色”字、一個“空”字。除了佛教的影響，也許對生命存在的驚奇和不可捉摸，才是詩人內(nèi)心真正的情結(jié)。人生短暫，世事無常，而生命又是那么美好。時間的無始無終與生命的轉(zhuǎn)瞬即逝，構成了中國詩歌千古吟唱的主題。誠如張若虛在《春江花月夜》中寫到的那樣：“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這種情感化的哲思，成為中國詩人的重要基因，似乎代代相傳。有人說，“詩之所以為詩，不僅是情感的宣泄，而且是思考的發(fā)現(xiàn)”，因此，詩歌中可以表現(xiàn)深刻的哲理。詩的哲理表達應該是多彩多姿的，而在這當中，以對生命的叩問最能引起共鳴。

   竇零詩歌的另一特點，是富于抒情性。自古而今，抒情永遠是詩歌不變的品質(zhì)。“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中國的古典詩詞，莫不以抒情為其主要藝術特征。也有像《古詩十九首》那樣的敘述與白描，但內(nèi)在的抒情性依然顯見，故能達到“溫文以麗，意悲而遠”的境界。潛在其中的，是強烈的生命意識。從“五四”新詩到新時期詩歌，詩的抒情方式仍然是詩歌表達的主要方式。

   “好詩莫過近人情”，一直是人們判斷詩歌的美學標準。竇零的抒情讓我們進一步見證了他的詩人氣質(zhì)。在《山中的日子》中，他寫道：“是什么使山中的日子這樣憂傷又這樣充滿希望/那高高聳立的雪峰何等榮耀又多么寂寂發(fā)涼/山風注定在溝谷中流連忘返/山花爛漫時芳草就碧連天/山里有長亭有柳樹有古道俠腸代代夢想/先人們用什么在堅石上刻出謎一樣的蒼茫……”結(jié)尾他說：“固守是另一種高尚/山中，這世上越來越少的還能藏一點永久的地方”。這類詩將抒情與哲理結(jié)合，平緩的語調(diào)中隱藏著一種遼遠的意境，押韻的句式?jīng)]有牽強的別扭，是讓人讀得輕松而又能回味的作品。而在《漸行漸遠的古鎮(zhèn)》中，他寫出了一種歷史感、滄桑感，充滿生活氣息和現(xiàn)實元素，其所包含的內(nèi)容是比較豐富的。“記憶似一位得道高僧/已坐化在四季之外”。竇零在憶念中的古鎮(zhèn)坐擁山川，洞簫橫吹，歌吟著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他的調(diào)子輕慢，他的笛聲悠揚，有一種空靈與生活實感交融的意境。

   當然，竇零的抒情沒有更為宏闊、更為厚重的氣質(zhì)，沒有中國文人常有的“大任擔當”。其實這類抒情往往是在歷史的變革和社會生活的動蕩中出現(xiàn)的時代情緒，不應該要求每一時每一人都應該具有。當我們的社會步入和諧發(fā)展的時候，當民心更為寬松自由的時候，我們應該允許詩人抒發(fā)個人的情感，只要他所抒發(fā)的感情是真實的。因此，我們對竇零“亦空亦寂”或愛意摧生、鄉(xiāng)戀使然的抒情，就不必有更多的苛求。這也是使詩回到現(xiàn)實生活，回到詩自身的理念。

   作為少數(shù)民族血統(tǒng)的詩人，竇零的詩沒有顯現(xiàn)出更多的民族色彩。他用漢語寫作，在他的詩歌中有豐富的漢文化的營養(yǎng)。“康巴作家群”中如意西澤仁、格絨追美、達真等，莫不如此。一方面，他們身上流淌著本民族的血液，另一方面，他們又熟練地用漢語寫作。民族的融合，成就了這種現(xiàn)象。民族交融中的文學創(chuàng)作，肯定是康巴作家群研究中繞不開的命題。

   本來，民族母語創(chuàng)作應當更能表達少數(shù)民族特有的性格特征和他們對外物的觀照、對內(nèi)心的感應。但在中華民族的融合中，在時間和空間都變得更加沒有距離感的現(xiàn)在，特別是在康巴作家群中的不少作家都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的情形下，用漢語表達情感就成了他們的必然選擇。竇零亦然。

   那么，“康巴作家群”與漢族作家有何區(qū)別呢？主要還是表現(xiàn)在多數(shù)作家在寫作對象、寫作內(nèi)容的選擇上體現(xiàn)出民族性和地域性，而非在語言表達上體現(xiàn)出民族性。雪域、高原、藏傳佛教、民族風情是他們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元素。竇零在詩的內(nèi)容上的康巴色彩更弱化。我們或許只能說，是康巴的地域文化氛圍造就了這個群體，這個群體的作家又存在著差異。

其實，詩人就是詩人。與其他詩人別無二致，竇零詩歌中的詩性抵達是說不清道不明的?！靶切潜姸嗟娜兆?/span>/我便偷偷地寫了一些詩句/然后獨自一人燒掉/有一個聲音始終在召喚”。他寫詩，也許是命定的選擇。那遠處召喚的是什么，只有詩人能聽見。

   這里似乎存在著一個問題：詩是什么？古往今來，沒有人能回答這個問題。試圖用理論來框定一個概念是困難的。當我們可意會不可言傳地體驗詩歌的時候，我們不需要為之找到一個定義。從文藝批評的角度講，中國古代文論中的感悟式和點染式，見出明顯的優(yōu)勢。無形中從接受美學的角度對文本進行了補充、完善乃至創(chuàng)造性延伸。這似乎提示我們，貼近生活實際與創(chuàng)作實際，才是文藝批評獲得源頭活水的必經(jīng)之途。

   從竇零的詩歌中，我還想到關于詩歌語言的問題。當內(nèi)在的情感不得不發(fā)的時候，語言是詩性表達最關鍵的形態(tài)。那么，什么是詩性的語言呢？

   我們常說，詩要具有“形象思維”，即在思維的方式上應該是非邏輯的。當詩人情感的閘門打開時，涌出的應當是意象、畫面、感受等。思想的光輝應該通過藝術的意境表達出來。而這些要素的實現(xiàn)，則必須通過語言。

   在我看來，詩歌的語言應該是優(yōu)美的。詩是一種以美感感應人心的獨特藝術形式。它訴諸于人的情感，以有無感染力和感染力的強弱見出優(yōu)劣。它的韻律、節(jié)奏感要強，好讀好記應是其優(yōu)點而不是缺點。杜甫“晚節(jié)漸于詩律細”，對詩的韻律講究可見一斑?！拔逅摹币詠恚勔欢嗟仍娙艘彩鞘种v究詩的格律的。

   用詞、用字上，詩歌也要講究精練。古典詩詞中，像“亂花漸欲迷人眼”中的“亂”字，“春色滿園關不住”的“關”字，“巴山夜雨漲秋池”的“漲”字，都是很搶眼的、很傳神的。新詩雖不像古典詩詞那樣強調(diào)“詩眼”和推敲字句，但語言的精練還是非常重要的。而形象化、陌生化的表達肯定能讓人耳目一新。但陌生化又不能只注重形式意味和語言趣味。一些玩文字的詩之所以隔膜于讀者，正在于其遠離了詩歌內(nèi)在的詩性原則。這就需要詩人在繼承中創(chuàng)新，在創(chuàng)新中發(fā)展。

   從這些角度來看，竇零的詩歌在語言表達上雖有可圈可點的地方，但也有一般化或相對落套的地方。他有的作品語言還不夠感性，意象的創(chuàng)造還不夠新奇，內(nèi)在的律動還不夠跳躍，在智性的感知與文字的靈動上，還須再下功夫。竇零用漢語言寫作，而漢語自身的特點，在無形中約定了新詩發(fā)展應遵循的原則。因此，人們對他的期待，也許莫過于在繼承漢語詩歌的優(yōu)秀傳統(tǒng)的基礎上，實現(xiàn)自我的突破和創(chuàng)新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