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欽繞

我于1928年5月出生在巴塘縣一個貧困農民家庭。1949年8月，21歲的我光榮地成為中共巴塘地下黨的一名黨員。其間，經歷了艱苦的戰(zhàn)爭年代和動蕩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又親身感受了祖國日益強大、人民日益幸福年景。憶往事，我此起彼伏，感覺生命猶如柔情似水的巴塘弦子，詠唱著生活的喜怒哀樂；歲月猶如奔流不息的金沙江水，激蕩著人生的曲折坎坷。當生命之車步入人生的暮年時，我還是按捺不住內心熊熊烈火般的赤子情懷，想用自己在丹巴、爐霍、甘孜、色達等縣開展民主改革的點滴歲月，尋找自己人生的軌跡，回味其間的酸甜苦辣。這些或深或淺的足跡，正是用我所有的青春和生命換來的印記，它們就像一張張已經發(fā)黃的老照片，在我心靈深處閃爍著永恒的光芒，至今想來仍是那樣的親切、那樣的刻骨銘心。

1950年，甘孜州解放，隨著民族區(qū)域自治的實行，生產逐步得到恢復和發(fā)展，廣大群眾的生活得到初步改善，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民族隔閡逐漸得以消除。但是，由于沒有廢除封建農奴制度，生產力還沒有得到解放，勞苦群眾的痛苦生活不可能得到根本改變。廣大人民群眾從解放以來的切身體驗中不斷提高了覺悟，逐步認識到不推翻封建農奴制度，自己就不可能真正翻身解放。他們說：“解放了，我們只翻了半邊身，還有半邊沒有翻過來，封建農奴制度這座大山還壓在我們身上”?？棺?、抗債、抗差的群眾性自發(fā)斗爭遍及全州各地，而且越來越高漲。幾十人、幾百人，甚至上千人聯(lián)合起來抗租抗債不時發(fā)生，有的地方還有武裝抗租抗債的，強烈要求政府下令廢除封建剝削制度，聯(lián)名上書政府要求實行民主改革。西康省委、康定地委應群眾強烈要求改革的呼聲，多次召開會議討論，聽取各方意見。那段時間，我一直跟隨當時的康定地委書記苗逢澍同志深入農牧區(qū)，開展深入細致的調研、團結各縣上層人士、做好統(tǒng)戰(zhàn)工作、制定民主改革方針政策和具體步驟等前期準備工作，為民主改革的順利進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西康并入四川不久的1955年12月，四川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我州的民主改革方針政策和具體步驟。從此，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偉大的民主改革運動有步驟地開展起來了。民主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廢除高利貸、廢除一切封建特權、解放和安置娃子（奴隸）。根據(jù)我州民族和地區(qū)的特點，采取和平協(xié)商的方法進行。為摸索經驗，地委決定先在康定縣折多山以東農區(qū)和丹巴縣進行試點。

1956年，州委成立了丹巴縣民主改革工作團，由地委副書記李春芳同志擔任團長，工作團領導成員有我（時任州委組織部副部長）和段叔和、霍九錫（丹巴縣委書記）、張木山等同志。工作團下設東谷區(qū)、川口區(qū)、小金區(qū)三個工作隊。我任川口區(qū)工作隊長，張木山同志任副隊長，負責領導巴底、巴旺、革什扎、大桑、邊耳五個鄉(xiāng)的民改工作。民改工作團人員由州和縣抽調的800余名干部和農村積極分子組成。李春芳同志親自在聶呷蹲點，指導面上。

民主改革一開始，我們就組織廣大群眾認真學習《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委員會關于廢除高利貸，調整債務關系實施辦法》《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農民協(xié)會組織章程》《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關于組織清匪治安人民武裝自衛(wèi)隊暫行辦法》等有關民改的政策法令和具體規(guī)定，使廣大群眾明確民主改革的內容、意義和方針政策，認識到實行民主改革的歷史必然性。在此基礎上，我們正確貫徹執(zhí)行“依靠貧、雇農，鞏固地團結中農，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中立富農，有步驟、有區(qū)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fā)展農業(yè)生產”的階級路線，廣泛深入發(fā)動農民群眾，組織以貧雇農為領導的農村階級隊伍。通過廣泛深入的宣傳政策、訪貧問苦、發(fā)動農民群眾挖窮根吐苦水、算剝削帳等方式開展背靠背的斗爭，提高了群眾的階級覺悟。分別召開縣、區(qū)、鄉(xiāng)農民代表會，組建縣、區(qū)、鄉(xiāng)農民協(xié)會，發(fā)展農協(xié)會員，組織農民武裝自衛(wèi)隊，僅十多天時間就打開了工作局面，絕大部分群眾初步發(fā)動起來，并涌現(xiàn)出了大批積極分子，積極參加揭發(fā)地主罪惡，加強地主破壞活動的監(jiān)視和控制。群眾強烈要求斗爭地主。

群眾充分發(fā)動起來后，轉入劃分階級成份和沒收、征收階段。我們根據(jù)我州民族特點和地區(qū)特點，嚴格遵守黨和政府指定的“發(fā)動群眾，上層協(xié)商”的做法，斗爭激烈，方式和緩。盡管如此，封建農奴主出于自己階級本能是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的，輕者猶豫觀望、顧慮重重，重者千方百計地進行阻擾和破壞。在沒有發(fā)動群眾以前，有的封建主對群眾軟硬兼施，施以拉攏、威脅，甚至打起宗教、民族旗幟進行造謠誣蔑等。

丹巴是一個民族雜居地區(qū)。在當時，漢族人口占總人口的28%，漢族地主占全縣地主的34%。在民主改革初期，地主階級為轉移群眾斗爭目標、達到破壞民主改革的目的，重新利用歷史上遺留下的民族隔閡，打起民族旗幟進行破壞，胡說什么“民主改革是漢人改藏人”，拉攏民族干部和積極分子。因此，在整個運動中都加強了對各族農民進行廣泛深入的階級斗爭教育。通過揭露階級敵人破壞民族團結的陰謀，教育群眾認識到以往民族間和民族內部的不團結，都是國民黨反動派和地主階級挑撥離間所致，只有各族農民團結起來一致對敵，才能徹底打倒地主階級，推翻封建農奴制度，廣大農民才能翻身得解放。

通過民主改革，打倒了地主階級，推翻了封建農奴制度，廣大群眾從根本上得到徹底翻身解放，也使農奴主感受到黨和政府對他們的照顧、感激農民群眾對他們的寬大。實踐證明，黨和政府采取的和平協(xié)商、和緩方式改革的方針政策是符合我州實際情況的，是正確的。

翻身后的農民個個揚眉吐氣，家家喜氣洋洋，載歌載舞歡慶民主改革的偉大勝利。很多農民在分得土地和其它勝利果實時，熱淚盈眶，情不自禁地一遍又一遍地高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

通過參加民主改革，我深深地體會到民主改革是廣大群眾的迫切要求，進行民主改革是正確的、是順應民心的、是受群眾擁護的；民主改革觸動了農奴主的利益，讓其自動退出歷史舞臺要作艱苦細致的工作。通過參加民主改革，鍛煉了自己，提高了思想覺悟，更加堅定了永遠跟黨走的決心和立場。

幾十年過去了，民主改革雖已成為光榮的歷史，但與同志們一起翻山越嶺、風餐露宿的場景始終無法從我的腦海里抹去，很多事情都仿佛發(fā)生在昨天，我非常有幸能在那段時間為黨和人民做了我該做的工作，盡了我一個共產黨員應盡的義務。

（作者系原甘孜州委原書記處書記，甘孜州人民政府原州長，甘孜藏族自治州第五、六、七屆委員會主席，于2018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