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文

   楊鵑國認為，苗族（紅苗、黑苗、花苗）婦女裙裾上的線條，就分別代表了苗族遷徙所經(jīng)過的河流和重要的山路，甚至能辯出哪條線代表黃河，哪條線代表長江，哪條線代表嘉陵江，哪條線代表洞庭湖，哪條線是指向西南的山路。背牌上密擠的回環(huán)式方形繡紋、水紋和棱形紋飾，則代表的是北方的故土，那里有田畦、阡陌。圍腰上有形若刀槍劍戟弓弩的紋，被看作是先祖使用的兵器。如此等等，都是先民戰(zhàn)爭遷徙及生息發(fā)展的歷史記錄，正如苗族古歌中所唱：“……衣衫上的花紋就是羅浪周底/圍裙上的線條就是奔騰的江河/他們又想起曾經(jīng)住過的房屋/他們又把這些景致做成披肩/把這些披肩拿給年輕的男子穿/他們又記起那些開墾出來的田地/他們又把那些景致繡在圍裙上/他們把這些裙子拿給婦女穿……”

   用服飾圖案反映戰(zhàn)爭和遷徙,不是后輩子孫刻意所為，而是先民在遷徙途中就開始使用的記錄方法。這種情況在苗族古歌中多有反映:“我們天天奔跑日夜游蕩/不知哪里才是落腳的地方/讓我們摘下花朵插在姑娘頭上/讓我們割下樹膠染在阿嫂的衣上/讓我們把涉過的江河畫在阿媽的裙上/不要忘記這里是祖先棲居的地方……”當(dāng)時婦女們用樹脂在衣裙上匆匆繪下的故土景像和遷徙路線，是記實的、單調(diào)的，有明確目的功利的。如遷徙路線，既是辛酸歷史的映像，更是留給后代返回故里的路標。隨著時間的推移，返回祖地已成為幻想，服飾圖案的功利目的逐漸被象征意義、思想意義、尋祖心理所取代，就成了一種文化符號，并在代代相傳中融進了更多的道德倫理和審美情趣，其構(gòu)圖、疏密、虛實、明暗、空間布局、色彩強弱等發(fā)生了或多或少的變異，變的更加抽象了。

   以戰(zhàn)爭和遷徙為內(nèi)容的族源歷史僅是服飾符號的一部分，更多的則是來自于創(chuàng)世史詩、神話故事和原始宗教的傳統(tǒng)意識。這些傳統(tǒng)意識往往表現(xiàn)為圖騰崇拜、神靈崇拜和自然崇拜。

   像其它地區(qū)的少數(shù)民族一樣，棲居于橫斷山的眾多民族的先民都有自己的創(chuàng)世之說，起源之說和生命之說。那些關(guān)于人祖誕生及繁衍歷程的神話傳說，雖紛呈異彩、各有不同，但都有這樣一個共同的模式：人祖最初起源于某種動植物或某種物體，并在繁衍過程中與之發(fā)生著特殊的關(guān)系。這樣，某種動植或物體就被視為祖先、親族和保護神而受到虔誠的崇拜。因為原始人面對龐大復(fù)雜的大自然，不能解釋其神秘莫測和各種現(xiàn)象，也不能解釋自己的生死、病痛和夢寐，總以為冥冥中有不可捉摸的力量在主宰著世界，于是就產(chǎn)生了萬物有靈的觀念和自然崇拜現(xiàn)象。

   被崇拜的對象很多，有天上的日月星辰、風(fēng)云雷電，有空中的喜鵲、麻雀、鷹、燕、白鶴、蜜蜂、飛蝶等，有水中的鴨、鵝、魚、蝦、青蛙、貝殼等，有地上的牛、虎、獅、狗、鹿、羊、馬、猴等，有樹木、花朵等各類植物。這些被崇拜的動植物或物體的形象不僅被供于祭壇、繪于肢體，也被彩繪、刺繡、臘染、鑲拼于服飾上，以表示人的敬畏和感恩。如彝族人，他們有人類先祖最初誕生于葫蘆的說法，視葫蘆為靈物，所以有的老人喜歡在胸前佩掛一個小葫蘆。再如納西族，他們的祖先認為人的生命的誕生與一只大母蛙有關(guān)，因而就喜歡穿戴一種蛙形的披肩。披肩上刺繡有七個星狀圓盤，也是緣于他們的創(chuàng)世故事：很久以前天上八日并出，曬得人死草焦，有一個身披水鳥彩羽的納西少女勇敢地戰(zhàn)勝了毒日，卻犧牲了自己，為紀念這位少女，人們把七個太陽的圖像用彩線繡在了披肩上。在苗族的創(chuàng)世史詩和神話傳說中，有這樣的說法：楓樹生了蝴蝶媽媽，蝴蝶媽媽又生了人類及一切動物和日月星辰，之后才有了兄妹合磨、賽馬成親、姜央射日月之類的故事。所以，楓葉就被視為生命之源、萬物之母，許多刺繡、蠟染或編織的花紋，都緣于楓葉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