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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的遺囑

《甘孜日報》    2014年04月08日

  二 殖民主義
   南非的傷痛,即是曼德拉的傷痛,殖民主義是其源頭。庫切在小說《恥》中嚴肅探討了殖民主義。什么是殖民主義?殖民主義的實質是什么?如何對待殖民主義?如何重建人類社會?庫切深刻思考南非及人類的過去與未來。庫切的問題,也正是曼德拉的問題。
   筆者之見,殖民主義,僅文明意義的“越界”是難以概括的。越界僅是殖民主義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
   探尋殖民主義,需回到歐洲文明的源頭。首先,要了解歐洲的地理環(huán)境。地理具有長期的力量,可以影響人類事務。歐洲大陸的地理特征為:輪廓破碎;大陸東寬西窄;多半島、島嶼和內海、邊緣海;大部分地區(qū)地處北溫帶,氣候溫和濕潤,森林茂盛。歐洲森林覆蓋率總體為30% ,有關資料介紹,歐洲各國的森林覆蓋率普遍很高,一般國家都達到40%以上。歐洲大陸多海洋、多森林的地理環(huán)境,決定了歐洲人早期的生活方式是漁獵與狩獵。4萬年前出現(xiàn)的以狩獵為生的克魯馬儂人,在獵光了所有大野獸后,他們從非洲向歐洲和亞洲轉移。歐洲多森林適宜狩獵的地理特征,讓克魯馬儂人的狩獵特長得以發(fā)揚。歐洲人主要從狩獵聚居民族繁衍而來,已由科學界從歐洲人的基因調查得到結論。狩獵在歐洲成為文化傳統(tǒng)。據(jù)記載,早在羅馬統(tǒng)治英格蘭時期,狩獵就成了當時王室所特有的休閑方式。對于一個18世紀的英國貴族來說,身穿猩紅的獵裝,頭戴黑氈帽,騎著駿馬,獵犬引路,策馬揚鞭,追逐獵物,是一種地位的象征和財富的證明。因此,以農耕、狩獵、采摘、漁獵四種人類直接從大地獲取生存資源的方式來劃分文明的種類,那么,歐洲文明應屬狩獵文明。
   文明決定人的思維方式及生活方式。狩獵的特質是,進攻與殺戮。自然,在狩獵文明環(huán)境下生活的歐洲人,以非此即彼的直線為思維方式;以進攻為生存方式。此生活方式,自然產生“占領、奴役和剝削弱小國家、民族和落后地區(qū),將其變?yōu)橹趁竦?、半殖民?rdquo;的行為。誕生于歐洲的殖民主義,是狩獵文明發(fā)展的極端結果。這是16——18世紀,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蘭人、英國人、法國人,像獵人一樣在非洲的土地、美洲的土地、亞洲的土地上搶劫、掠奪、屠殺的根本原因。
   殖民主義的誕生,根本在于文明,與經(jīng)濟沒有本質關聯(lián)。雖然,殖民主義與歐洲的資本主義有著聯(lián)系,但,并非發(fā)達的經(jīng)濟催生了殖民主義。
   可以以中國為例作正面說明。1750年,即清朝乾隆十五年,中國GDP占世界總量的32%,幾乎是世界的1/3。當時的中國,可算世界超級大國。然而,中國并沒有對周邊或邊遠國家發(fā)動殖民。而且,在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殖民主義。以農耕為主體的中國,在五千年歷史中,形成了和的文化。
中國具有適宜農業(yè)耕作的地理環(huán)境。農業(yè)生產,需要灌溉,需要鄰里之間互幫互助,自然,“和為貴”成為中國文化的核心。故而,農業(yè)文明下的中國,盡管漢、唐、宋、明、清時期都可謂世界超級大國,但從未對周邊或邊遠國家發(fā)動過殖民活動。
   歸根結底,殖民主義是文明的產物。是歐洲狩獵文明的結果。狩獵文明的特質,讓歐洲國家,從羅馬到美國,沿襲了叢林法則,即圈占領地、弱肉強食,同時,沿襲了非敵即友的思維模式。至今,美國仍以狩獵文明模式處理國際事務。殖民主義的進一步發(fā)展,即為帝國主義及人類中心主義。
   歸根結底,殖民主義并非人性的根本。若從人性根本出發(fā),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人類中心主義,都可被超越。經(jīng)過漫長革命歲月的洗禮后,曼德拉如此堅信。
   三 反殖民主義
   與殖民相伴隨的是,反殖民。
   不得不提到,圣雄甘地、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這兩位成功反抗殖民主義、種族主義,改變人類文明格局的人物。他們也是曼德拉的精神導師。
   機緣巧合的是,圣雄甘地的非暴力運動肇始于南非。19世紀,印度與南非,同為英國殖民地。相同的殖民經(jīng)歷,不同的文化背景,促成了甘地的非暴力運動。
    在印度主張萬物平等的佛教文明下成長的甘地,心中有著慈悲與愛的種子。15歲時,甘地偷了哥哥手鐲上的一小塊金子,良心受到譴責。由于不敢當面認錯,他寫了一封悔過信交給父親。甘地原以為會受到重罰,沒想到病榻上的父親讀后淚流滿面,竟原諒了他。甘地感動得哭了。這是甘地人生中第一堂“非暴力”課。他認為,父親信任與慈愛的力量遠遠勝過責罵和棒打。后來他在自傳中寫道“這些愛的眼淚洗滌了我的心靈,抹拭了我的罪污。只有親自經(jīng)歷這種愛的人,才能認識它的價值……”。第一次“非暴力”體驗,讓甘地體會到了愛所蘊含的洗滌罪惡的巨大能量。這次體驗,成為甘地“非暴力”運動理念的基點。
    1893年,甘地以律師身份前往南非謀生。在南非,甘地品嘗到了種族歧視的滋味。種族歧視是殖民主義的重要內容。在印度,甘地因家族高貴的出身,對種族歧視沒有感受。而當甘地為了生活來到南非時,他看見:印度在南非的“契約工人”在礦上或農場工作5年后,要么得到一份船費回印度,要么可以作為“自由”印度人留下來,在南非的英國人或布爾人領地只能處于半奴隸狀況。在南非所有的印度人都被稱做“苦力”或“沙彌”。乘坐火車時,因印度人身份,甘地只能坐三等車廂,盡管他購買了頭等車廂車票。當對不公平表示抗議時,甘地迎來的是列車員、警察的拳頭。對于種族歧視,曾在中國上海灘樹立過的“華人與狗不能入”的牌子是最好的說明。
    盡管,親身體會了拳頭的滋味,然而,甘地心中并沒有涌出仇恨。不過,曾留學英國學習法律,接受了現(xiàn)代教育的甘地,對身體遭受的痛苦無法僅以佛教教義中“臭皮囊”一詞輕易打發(fā)掉。甘地直面肉體的痛苦。他決定,“我現(xiàn)在所遭受的痛苦還是表面上的,只不過是種族歧視的一種沉重的病癥罷了。如果可能的話,我應當設法把這病根除,哪怕因此要遭受一些痛苦。”甘地要做的,不是復仇,而是治病。這讓他的革命不以傳統(tǒng)暴力手段進行,這也讓甘地顯得與眾不同。甘地一生中曾16次絕食,18次進監(jiān)獄,5次遇刺。在殖民主義盛行,充滿暴力的世界里,甘地僅以血肉之軀、僅以對人性的信任,以徹底的柔弱對抗壓迫,這樣的革命,自誕生之日起,就讓人贊嘆。
    促使甘地非暴力運動除從小生長的環(huán)境外,還有一個因素是歐洲文化的迷惑性。“我們是為了 保持大英帝國憲法的完整而斗爭的,為的是某一天實踐能盡可能地靠近理論……消極抵抗……現(xiàn)在是不適用的,它的使用僅限于一個社會普遍含冤受屈,并感覺到它的自尊和良心受到傷害時。……我們的冤情……可能每天都在朝這一地步邁進……在那之前,只有普遍的補救措施,如請愿等,是目前可以使用的。”作為被殖民者,甘地看到大英帝國文化中的一個矛盾現(xiàn)象:“自由、平等、博愛”寫在大英帝國的憲法里,而且大英帝國在統(tǒng)治印度期間,改變了印度的落后面貌,興建鐵路、公路,成立電報服務,改進公共衛(wèi)生等,這些都是依靠印度本身的力量難以做到的。然而,大英帝國一面帶給印度人“福祉”和美好期望,一面也帶給印度人歧視和壓迫。這種矛盾,深深地迷惑了甘地。甘地不知道,這是歐洲狩獵文明的屬性造就了這樣的二律背反。不過,天真如處子的甘地在矛盾中看到前進的方向,他相信大英帝國終能兌現(xiàn)“自由、平等、博愛”的諾言。目前的狀況,僅是因為理論與實踐的脫節(jié)。因此,要做的,不是用暴力推翻“自由、平等、博愛”,而是讓“實踐盡可能地靠近理論”。 
 
   從暴力革命者的眼光來看,甘地的做法實在太冒險,無異于以身飼虎。然而,天真的甘地卻向人們提出了一個問題:什么是敵人?如何對待敵人及敵人的東西?
   歐洲叢林法則回答,入侵者或潛在危險者即為敵人。對待敵人的手法是,將敵人消滅掉。
   中國“和”的文化回答,世上沒有敵人,只有友人。對待友人,唯禮尚往來。
   甘地卻回答,世上沒有敵人,只有人。對待人,唯有愛。因此,凡人的人性中美好的東西都值得學習和保留。當甘地以不服從的非暴力手段,避免了兩個對立國家的大范圍沖突,成功實現(xiàn)民族解放,并將大英帝國的優(yōu)秀部分延續(xù)到印度共和國中時,他對何為敵人的理解成為人類的精神財富,啟示了曼德拉領導的民族解放運動。
   甘地一生中最著名的一次運動是向海洋進軍。為了抗議殖民政府的食鹽公賣制,他從德里到艾哈邁達巴德游行達400公里,被稱之為德里游行(或稱“鹽隊”)。 數(shù)以千計的人們徒步到海邊自己取鹽而不是給政府交稅。沒有稅收,殖民政府無法運行。而英國殖民者不可能將不服從的印度人都殺掉,因此,他們只有妥協(xié),只有離開印度。英國人走后,甘地及其后繼者承續(xù)了大英帝國統(tǒng)治期間的民主、科學、法治等現(xiàn)代文明內容,這保障了印度的經(jīng)濟與社會不倒退到被殖民前的小農經(jīng)濟時代。
   甘地相信,有愛的地方就有生命,仇恨導致毀滅。他的非暴力運動不僅讓大英帝國分崩離析,而且影響了全世界的民族主義者為爭取祖國獨立和民族解放而奮斗,最終,在世界范圍內結束了殖民統(tǒng)治。
   當然,非暴力并非意味著無犧牲。在甘地的非暴力革命中,也犧牲了不少手無寸鐵的群眾,如1919年,在阿姆利則,英國政府向和平政治集會的人群開槍,數(shù)以百計的印度教徒、穆斯林被殺害。然而,與暴力革命動輒百萬、千萬人丟掉性命相比較,這樣的犧牲其代價已算最低。通過非暴力,甘地很好地示范了實力絕對懸殊的雙方,弱者如何取得勝利。弱者的出路并非要么變成強者,要么永遠是失敗者。強弱雙方解決問題的方式,并非僅拳頭一條路。尤其,在全球經(jīng)濟一體化的時代,正義、平等、仁愛成為人類共同遵循的準則,以武力以暴力解決矛盾沖突的方式逐漸受到人類的詬病,拳頭大小逐漸不再成為強與弱的標志。
   在甘地的成功中,世界發(fā)達的新聞事業(yè)為其助了一臂之力。20世紀,先進的通訊手段讓全球成為一體。弱小國家得以有話語權。甘地一生曾創(chuàng)辦和主編過四種刊物。此時,印度與英國的事,絕非僅限于印度與英國,而是世界人民共同的事。當屠殺在陽光下進行,在世界人民的眼光下進行時,沒有道義的名義,屠刀實難落下。當英國在阿姆利則制造慘案時,世界譴責的聲音讓英國不得不為自己的行為道歉并賠償印度人民。過去,殖民之所以能發(fā)生,就在于,屠殺在黑暗中進行。殖民者在非洲、在美洲、在亞洲進行掠奪時,不能立即被世界所共知,也就無法對其進行制止。當全球一體化時,世界范圍內的戰(zhàn)爭與和平都暴露在眾人的眼球下,屠殺不再能夠隨心所欲,不再能夠成為強權者的福利。世界一體,“自由、平等、博愛”成為人類共同維護的章程,這時,種族、民族、國家之間平等對話不再僅以軍事與經(jīng)濟力量做后盾,文明成為對話的重要籌碼。這為曼德拉反種族主義的成功奠定了基礎。( 王朝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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