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網(wǎng)記者 陳楊
    1935年5月至1936年7月，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一、第四方面軍和紅二、六軍團（“甘孜會師”后編為紅二方面軍）于長征途中先后進入我州，并在我州16個縣（市）經(jīng)過和駐留，時間長達15個月。在和我州各族群眾相處的日日夜夜，紅軍指戰(zhàn)員們把黨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jié)政策付諸行動，使各族群眾親身體會和感受到紅軍與國民黨軍隊的根本不同。
    早在1935年6月，一、四方面軍會師后，黨中央就十分重視對紅軍指戰(zhàn)員進行黨的民族政策教育。紅軍總政治部出版的《紅星報》就撰文強調(diào)“不懂得黨的民族政策的，不配當一個共產(chǎn)黨員；不了解爭取少數(shù)民族的重要性和不參加這一工作的，不配當一個好的紅色戰(zhàn)士”。紅軍總政治部把有關(guān)黨的民族平等，民族團結(jié)的政策編成10條紀律，作為教材教育指戰(zhàn)員。毛澤東、朱德、劉伯承等同志親自宣講。
    原紅九軍團政委何長工在《難忘的歲月》一文中回憶：“為了執(zhí)行黨的民族政策，尊重藏族群眾的風俗、生活習慣，我們調(diào)查了當?shù)氐娘L土人情、婚姻制度、喇嘛的教義以及社會組織。我們還研究了如何作上層人物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這些都說明，紅軍是十分重視民族工作的。
    為了使黨的民族政策通俗易懂，深入人心，紅軍還把尊重藏族群眾宗教信仰、民族風俗習慣和保護群眾利益等若干注意事項編成歌謠，普遍教唱。至今，留在我州甘孜、爐霍、道孚等地的老紅軍還能吟唱其中的“四要十不準”。
    由于國民黨的反動宣傳，使藏族群眾蒙受欺騙和脅迫，產(chǎn)生疑懼，有許多群眾在紅軍到來之前紛紛逃離甘孜，上山躲避或遠走他鄉(xiāng)，村寨里不見人煙，冷冷清清。群眾在山上挨餓受凍，春耕來臨土地無人耕種。紅軍每到一地，總是把動員群眾返回家園，消除疑懼，安居樂業(yè)，組織群眾春耕生產(chǎn)作為第一位的任務(wù)。
    紅軍到達爐霍、甘孜后，朱德總司令看到村寨里冷冷清清，空空蕩蕩，春耕在即土地無人耕種，十分不安，當即作了四項規(guī)定：一要尊重當?shù)氐娘L俗習慣；二要愛護藏族群眾一草一木；三在藏族群眾沒有回家之前，不得允許不準住他們的房屋；四看管并喂養(yǎng)好藏族群眾留在家里的牲畜。同時，召開了各部隊負責人會議，要求各部嚴守紀律，又親自與通司（翻譯）講解黨的民族政策和紅軍的紀律，派人帶上通司上山尋找離家群眾，動員他們回家。眼看農(nóng)時不等人，朱德總司令找總部其他首長商量說：“從現(xiàn)在情況看，藏族群眾這幾天還回不來，農(nóng)時不等人啦，生產(chǎn)總系到人民吃飯的大問題。我們和藏族群眾是兄弟，是一家人，我們要幫助他們把地種上種好，這是我們應(yīng)盡的責任和義務(wù)。”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也對身邊的同志講：“老百姓還在山上，我們不把糧食種出來，他們回來就要餓肚子。我們紅軍絕不能誤了農(nóng)時”。
    紅軍總部許多首長都參加了春耕勞動。駐甘孜縣的紅軍掀起春耕生產(chǎn)的熱潮，提出了“不讓一寸土地放荒”的口號。據(jù)留甘孜的原紅三十軍265團戰(zhàn)士王全明回憶說：“我們連隊駐在絨壩岔，用了整整兩周時間幫助群眾春耕，晚上還要搞軍事訓練，我連一共幫了315戶。群眾把拇指翹得高高的，不斷稱謝。”同時，部隊在自己糧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從口糧中擠出青稞種子播種；沒有農(nóng)具就用自己的小鐵鏟和群眾家里的木犁，沒有耕牛就以人力拉犁耕地。為了不影響春耕，部隊還規(guī)定了所有軍事訓練不許占用耕地時間。為部隊磨糌粑的水磨只準在晚上用。
    由于紅軍及時播種，加強管理，精耕細作，大量施肥，當年甘孜糧食獲得大豐收。群眾稱贊紅軍是“菩薩兵”，“紅軍人好心也好，種的莊稼也特別好”。這給甘孜人民留下了一段佳話。
    在甘孜，紅軍為了保護群眾的利益，買了群眾的糧食，使用了群眾的水磨、炊具和燒了群眾的柴火都付錢或以物易物。吃了群眾的東西都要過秤，按價付款，或留下欠條附言說明以后歸還。紅軍初到甘孜時曾使用過川陜蘇區(qū)的布幣，上面印有“串”字，怕群眾以后不好使用，后來都換成了銀元、銅板或者以物易物。
    老紅軍扎西旺徐、王全明兩位同志回憶：“紅軍來了，宣傳民族團結(jié)，民族平等，他們對待藏族人民親如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