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次仁

羌，在商代甲骨文中已出現。學者于省吾先生說：“追溯羌字構形的由來，因為羌族有戴羊角的習俗，造字者遂取以為象。”《說文·羊部》釋：“羌，西戎牧羊人也。從人，從羊； 羊亦聲。”由此看來，羌是對西方牧羊族群的一種泛稱，它并不是確指哪一個部族。古代漢族史學家對周邊少數民族的認識、了解是通過戰(zhàn)爭、掠奪、俘虜、傳聞、道聽途說等間接信息獲得的。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雙方不可能有互通語言文字的人充當翻譯，因而其史料的可信度是值得懷疑的。這在《后漢書·西羌傳》中也講得明白：“發(fā)羌，唐旄等絕遠，未尚往來；牦牛、白馬羌在蜀漢，其種別名好不可紀也。”古代漢族史學家還是比較謹慎的，但是后來的人就有點信誓旦旦了。

藏族學者南卡諾布先生在其《藏族遠古史》一書中指出：藏族史家在論述周邊藏系各部族時，往往喜歡用方位詞表示。比如，東方的族群稱為“夏爾巴”；南方的族群稱為“珞巴”；門域的族群稱為門巴；北方的族群則稱為“羌”；這猶如藏族內部稱日喀則地區(qū)的藏族為藏巴；拉薩人稱為博巴；安多地區(qū)的人稱安多娃；康區(qū)人稱為康巴一樣。因此，藏北草原被稱為“羌塘”。而漢族史家不懂藏文，只好用漢字“羌”為注音，這樣，生活在藏北草原的古藏人部族被漢人誤解為古羌人而延續(xù)了幾千年。藏族學者毛爾蓋·桑木旦先生在其《藏族史齊樂明鏡》一書中也指出：“遠古由藏族原初四大氏族分化出來的人群因居住地而得名為葉桑噶波、葉門那波、門澤那波、羌赤益喜等四個集團，羌赤益喜部族被簡稱為羌。我同意一些人的看法，顯然漢人以羌赤的簡稱來命名整個藏族為羌人?！彼€指出，“藏族《原始氏譜》還說，‘在此地自從古時出現五大氏族后，各氏族遂有各自的圖騰，董氏族的圖騰是鹿，直氏族的圖騰是牦牛，扎氏族的圖騰是野驢，嘎氏族的圖騰是綿羊，郭氏族的圖騰是山羊?！币虼耍跐h文史料中才會出現什么白馬羌、黃羝羌、黃牛羌、牦牛羌、白狼羌等等稱謂，這實際上是對遠古藏人不同部族的形象稱謂。僅憑羌人戴羊角，崇拜羊神就斷定以山羊為圖騰的古藏人為羌人，似乎有點片面。

為了佐證上述觀點，我想介紹陳崇凱先生的觀點。他在其《漢藏經濟文化交流史》一文的第一章第三節(jié)“藏族先民的兩次東南遷徙及夏禹與原始苯教的關系”中說：“顯然，無數的材料可以證明，華夏民族的興起，來源還有別的渠道，在此從略。至少可以說，在晚更新世晚期的冰期中，有一部分（甚至一大部分）“古藏人”東南遷徙，并且進入現在的川、滇、甘、青，甚至更遠一點的湖南、貴州境內都是有可能的。當然，我們不能排除有一支后來被稱為‘羌’的‘古藏人’進入上述地區(qū)，進行了若干世紀的畜牧生產后，開始農業(yè)耕作?！彼€說：“古氣候的研究表明周朝（約公元前13世紀）早期仍有一段寒冷期，這一寒冷期盡管為時不長，但對居住高原的藏族先民又是一次大威脅，有可能造成藏人祖先的第二次東南之行。這一遷徙反映在漢族史書中，便是《后漢書·西羌傳》中的無弋爰劍：……為何羌族大興盛，為何出現那么多種類？以‘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為十七種’解釋顯然是不通的。丹珠昂奔認為這種種類的出現恰恰是藏人第二次東南遷徙的結果，而這次涌人的數量比較大，可能是一個氏族一個氏族的整體遷徙。而漢文史籍則將這些西來的民族統(tǒng)統(tǒng)歸于羌系列。當然，由于第一次遷徙之基礎，原有的‘羌人’部落，在文化形態(tài)上與西來的藏人大體相近，有些甚至是完全相同的?！?/span>

相對于學界的傳統(tǒng)主流觀點，上述觀點還有待進一步印證。但不管怎么說這也是一種不同的聲音，值得我們認真對待。

作為上述觀點的旁證，我們還是聽聽石碩先生的看法。石碩先生在其《藏族族源與藏東古文明》一書中運用神話學、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語言學、民俗學、文化學等多學科相結合的研究方法，相互對比，前后印證，對藏族族源提出了新的觀點和理論。其中我感興趣的是，作者指出，遠古時代西藏腹心地區(qū)的“恰”氏族與青藏高原東緣橫斷山區(qū)的“穆”氏族相互聯姻的史實，正是獼猴與羅剎女結合衍生藏人傳說產生的藍本。二者開始發(fā)生淵源關系的年代極其久遠和古老。橫斷山區(qū)的“穆”氏族并不是過去傳統(tǒng)認為的氐羌系，而是與氐羌有別并且自新石器時代以來就定居在橫斷山區(qū)的另一個族群系統(tǒng)——夷人（藏文史料中稱為“穆”）。

作者通過對《白狼歌》的語言學分析，明確白狼語為古代“夷人”的語言，從白狼語產生的青藏高原東緣這一地理范圍和與彝語支語言最為接近的事實，印證今彝語支的先民即是古代“夷人”，否定其為“羌之夷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