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明前

   深居大山溝谷的瀘定鄉(xiāng)間農(nóng)戶，他們“背太陽過山”，辛勤勞作到中青年，最大的心愿是建一幢屬于自己的“穿斗號四列三間”上大梁的大瓦房。這種房屋，柱子與柱子之間用榫卯相連接，形成一個整體框架，榫卯結構本身有一定空間和韌性，前后左右，一旦擺動不會輕易脫開，排列前后左右對稱平衡，可有效抵抗地震災害。房屋后山及左右側砌上石墻封住房屋三面，冬暖夏涼，殺年豬便于風干臘肉，更是安居樂業(yè)之所。

   有人計算過，修一幢穿斗房屋，要用150件大小立柱、穿方，累計15方左右木料。雖說就地上山取材，“一木出林，萬木遭殃”，看是造價低廉的傳統(tǒng)建房模式，歷史證明不利生態(tài)保護。1998年國家下達禁伐令，實施“天保工程”后，瀘定城鄉(xiāng)建房改用水泥、鋼筋、碎石現(xiàn)澆柱梁屋面。用塑鋼玻璃取代木材裝修裝飾門窗。穿斗傳統(tǒng)上梁的建筑在鄉(xiāng)間漸行漸遠，被現(xiàn)代建筑材料淘汰。今年農(nóng)歷三月十六日，瀘定縣興隆鎮(zhèn)銀廠溝郭姓人家，用禁伐前儲備的圓木方料，建穿斗新房。請家居龍巴鋪后山64歲的徐正榮木工師傅掌墨上梁。上梁那天，如“一石擊起千層浪”四鄰親朋好友，附近村民二三百人，早早趕到郭家趕禮道賀，幫忙上梁，搶梁包喜果。沖著一場還原傳統(tǒng)上梁祀福儀式來看熱鬧。

   上梁史話

   當我向郭家建房上梁的師傅，虛心探討上梁的歷史和程序時，他坦承他說，上梁的歷史久遠，瀘定鄉(xiāng)間建房傳統(tǒng)上梁祀福始于何年何地何人？誰也無法考證清楚。建房上梁是漢民族先輩遺傳下來的一種風俗和建房人的一種精神寄托。農(nóng)村有俗話：“房頂有梁，家中陳糧，房頂無梁，人財難旺”。一語道破建房上梁在農(nóng)耕社會具有的歷史和現(xiàn)實意義。

   聽前輩人講明朝中后期，瀘定鄉(xiāng)間穿斗房屋有了零星分布。到了清代和民國年代建房達到高峰。史料記載，明清兩代“山高皇地遠”的瀘定大渡河流域，同樣受到當時統(tǒng)治者的“湖廣填四川”新政的影響。大量給地廣人稀的巴蜀大地遷徒來南北數(shù)省，多達七次三位數(shù)的移民。其中有少數(shù)移民“一路向西”，“過山”（指大小相嶺，二郎山、五里溝的馬鞍山）來到一條至北南流，高山深谷大渡河，今天瀘定段。他們中有些人占據(jù)這里宜居陽光、空氣、水、海拔、扇地、坪臺肥土；又遠離戰(zhàn)亂、瘟疫。在取得當?shù)赝了?、保長或頭人授予的居住權后，上山伐木，就地取材，一展熟練建穿斗傳統(tǒng)上梁民居、宅院、亭樓技藝。而今在瀘定橋東橋亭房架上一根抒寫有:“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古舊梁木就是建房上梁儀式的歷史見證，聽說有已有300年之久。到了清代中期，在化林、鹽水溪、龍巴鋪、冷磧、挖角、大壩、瀘定橋河東河西、咱里、烹壩、回馬坪……沿茶馬古道一線，建房傳統(tǒng)上梁，陳色有新有舊，漢族聚居街巷、商鋪、客棧、宅院，在漫長歷史長河中，打上歷史烙印。

   有些古建筑被幸運地保留下來，如化林古城中，被稱之“西陲邊府”的四品副將杜汝琨府衙。紅軍長征過化林，毛澤東住過“新康合作社化林客?！边z址。朱德在瀘定后山住過的“公館”，紅軍臨時設的糧庫龍巴鋪“三圣宮”……中共中央機關，中央軍委機關、以及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王稼祥路過冷磧龍巴鋪，在臨街財主大院小歇，1935年11月底，紅軍32軍進駐嵐安。嵐安山寨古舊建筑和民居被紅軍用上了大派場，有的房屋駐進了紅軍機關、戰(zhàn)斗單位；有的設臨時醫(yī)院；有的成了蘇維埃政權的所在地。

   從清代中后期到瀘定解放，瀘定許多上梁古舊民居、宅院、廟宇、衙門在歷史的進程中，成為統(tǒng)治者一保、一鄉(xiāng)、一縣政治、軍事、文化、商貿(mào)、醫(yī)療中心。不少廟宇變成私書學堂。如今感到很可惜的是，瀘定不少古建筑和舊民居、院落，歷經(jīng)蒼桑，命運悲唉。有的被無情大火吞噬；有的毀于洪水泥石流；有的在建新拆舊中消失。如紅軍長征過瀘定，中共中央在瀘定“城皇廟”召開“瀘定橋會議”舊址；沈村余土司冷磧周土司衙門；下田壩紅一軍團軍團部住址，電臺機房舊址——華家大院；紅軍傷病員遮風避雨，臨時得到救治的杵壩村“龍王廟”、冷磧“三星宮”、“川主寺”；三、五、九軍團將士住過瀘定城的“圣宇廟”、陜西、湖廣（舊時湖北湖南統(tǒng)稱）江西、甘肅、四川籍商會會館、戲臺均在“拆舊建新”中被撤掉。好在“縣志”“村史”“家譜”文字中記載有被拆除舊建筑的名字。

   雖然有不少傳統(tǒng)上梁的古舊建筑消失了半個多世紀，歷史還是給這些建筑印上了紅色記憶，激勵著無數(shù)后人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