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莉

   與苗族、滿族、回族等的作家文學相比，藏族的作家文學屬于后起之秀。藏族作家的一些優(yōu)秀小說，除了有一般小說的特點外，還有多方面的獨特性，在經典路上邁出了創(chuàng)造性的一步。20世紀八九十年代，扎西達娃以《系在皮繩扣上的魂》《西藏，隱秘歲月》等作品躍上文壇，為藏族文學乃至當代文學書寫了濃墨重彩的一頁。90年代后，阿來橫空出世，因《塵埃落定》而成為最年輕的“茅盾文學獎”獲得者。獲得巨大成功與聲譽后，阿來并沒有就此滿足，而是不斷攀登，筆耕不輟，佳作一部接一部。除了阿來、扎西達娃這兩位領頭羊外，藏族又陸續(xù)涌現(xiàn)了很多優(yōu)秀作家，到21世紀的前20年，已經形成一支強大的隊伍，活躍于中國當代文壇。

   “康定七箭”（意西澤仁、列美平措、格絨追美、達真、高旭帆、尹向東、雍措，其中除高旭帆外，其他都是藏族）的集體亮相，壯大了藏族作家群。他們以生活地康巴為背景，著力書寫康巴文化（包含康巴本土及周邊地區(qū)的地域文化以及藏族等民族文化），是當代文學中最具地域特色的藏族作家。達真又是其中頗為耀眼的一位。他憑借《康巴》《命定》兩部長篇小說獲得了評論界的一致好評，進而奠定了自己的文壇地位。細讀這兩部長篇，再比較其他藏族小說，可以洞見其中蘊藏的許多經典要素。歸納總結這些文本中的經驗，有助于藏族文學的發(fā)展，也可以為當代經典文本的創(chuàng)作提供新的參照。

   藏族小說選擇經典的敘事結構

   小說經典的敘事結構通常有多線并舉、時空轉換、今昔穿插、矛盾消長、細節(jié)想象等，表現(xiàn)于文本中就是各類情節(jié)的連續(xù)發(fā)生與發(fā)展。

   小說寫得好看、獲得好評，不單是因為故事情節(jié)精彩動人，還需要有精心的布局，最終以精彩的結構呈現(xiàn)。由此，小說結構的精心安排成為創(chuàng)作成功的關鍵。藏族長篇小說比較注重現(xiàn)實主義的表現(xiàn)手法，這是經典的手法，高明的作家常常在遵循傳統(tǒng)的同時努力突破陳規(guī)。線索的設計，是長篇小說必須首先考慮的，藏族小說非常重視線索的設計?！秹m埃落定》以兩個兄弟為線索敘述一個家族的故事，《康巴》用三條線索敘述三個家族的故事，《命定》用兩條線索敘述兩個男人的故事。作家采用多線并行或輪番交替敘述的方法，讓線索有始有終地潛伏于文本并不斷發(fā)展?！犊蛋汀返谝话娌捎媒惶鏀⑹?，顯示作家特別的匠心，這種敘述結構需要讀者有良好的閱讀耐心。《康巴》修改版（四川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則把三個家族的故事分成三個部分敘述，小說敘述方法從交替敘述改為平行敘述。三條線索非常清晰，每個故事成為一個獨立的體系，情節(jié)更加集中，閱讀體驗更加明朗。

   《命定》有兩條線索，上部“故鄉(xiāng)”中，土爾吉的故事與貢布的故事交替發(fā)展，每個章節(jié)著重講述一個人的故事。到了下部“異鄉(xiāng)”，土爾吉與貢布在逃亡路上相遇，兩人的命運開始有了交集。貢布是土爾吉的“保護神”，土爾吉是貢布的“福星”。兩人的故事隨時空的轉換而推進，時空的轉變則預示著人物命運的轉變。

   “命定”本意是命中注定。有些人一生都不會離開家鄉(xiāng)，有些人則陰差陽錯地輾轉異鄉(xiāng)。貢布和土爾吉是兩個地道的康巴人，因為人生路上的意外遭遇而被迫遠離家鄉(xiāng)。貢布因殺人而逃亡，土爾吉因觸犯淫戒無顏面對家鄉(xiāng)父老而流浪。他們把故鄉(xiāng)拋在腦后，駛進新的生活港灣。他們先是去然打西修機場，在那里接觸了很多新信息，特別是抗日宣講團傳播的抗日知識，啟迪了他們的思想，開闊了他們的視野。之后，在他人幫助下，兩人參加遠征軍，來到作戰(zhàn)前線，離家鄉(xiāng)的距離越來越遠。時空在變化，他們命運也在變化。最后貢布戰(zhàn)死，土爾吉在異鄉(xiāng)為戰(zhàn)爭中的亡靈守墳，并在守墳中尋找到余生的意義。

   時空轉換，需要巧妙安排事件。線性敘事是中國傳統(tǒng)小說常用的方法，對此，現(xiàn)代小說并不回避。但隨著現(xiàn)代審美觀念的變化，單一線性敘事“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方法并不能滿足讀者的審美需求，于是，交叉、倒敘、補敘、幻境、回旋、預敘等手法得到大量使用。藏族小說中，作家們常常推陳出新，或者根據情節(jié)需要安排故事的進程。達真對有些技法的運用比較謹慎，但并不放棄大膽嘗試，《康巴》《命定》兩部長篇中，用得非常多也非常嫻熟的技法就是回憶和補敘，有時也穿插幻境、夢境來交代事情的前因后果，或者表現(xiàn)人物性格的發(fā)展變化。

   《命定》的開頭是典型的回憶敘事。小說的引子從土爾吉參加滇西大反攻開始描寫，戰(zhàn)爭異常激烈殘酷，傷亡人數(shù)逐漸增多，作為醫(yī)療兵的土爾吉必須及時搶救傷員，卻難以踏著戰(zhàn)死者的遺體前進?！坝龅窖葓雒婢屯蝗粐I吐”，一個男人出現(xiàn)這種癥狀，引發(fā)很多人的不解。美軍聯(lián)絡官奧利弗根據情況分析，認為土爾吉這一癥狀與其“從小經歷的喇嘛生活有關，與所接受的佛教教化有關”?！俺札S念佛”的喇嘛經歷與“拿槍殺人”的現(xiàn)實要求令土爾吉犯難，于是表現(xiàn)出特異的生理癥狀。戰(zhàn)爭對精神信仰的沖擊及其帶來的生理癥狀令土爾吉萬分不安。患難與共的朋友貢布犧牲的情景給土爾吉增添了能量，小說由此引出兩個男主人公的故事。接下來，小說的上部“故鄉(xiāng)”用平行交替的方法敘述了土爾吉和貢布各自的故事，下部“異鄉(xiāng)”則敘述了兩人相遇后的故事。小說末尾躍到土爾吉的晚年生活，“土爾吉的余生只剩下了為陣亡戰(zhàn)友守靈的使命”。這樣，整部作品形成一個首尾呼應、有開有合的完整敘述結構。

   大開大合的敘述中，也伴隨諸多細節(jié)的回溯?！睹ā返摹叭鍪峙_生死路”一章中，開頭句為“四天的一路狂奔黑馬將土爾吉和漢子帶向了異鄉(xiāng)”，這是一個包含了過去、現(xiàn)在、將來三種時態(tài)的句子。過去的四天為啥一路狂奔？當下該如何行動？走向異鄉(xiāng)的將來又是如何？土爾吉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這些。從前一節(jié)的敘述知道，貢布搭救土爾吉，但土爾吉并不知道貢布的身份以及搭救他的原因。事態(tài)緊急，貢布也來不及說明，土爾吉充滿好奇：“這人與自己無親無故無恩無怨，憑什么呢?”匆忙的行程和緊急的救援使他無法了解“神秘人物”的身世。這種疑問，既是小說中人物的，也是小說外讀者的。但作家并不著急，只是按部就班地娓娓道來。待到兩人脫離險境、情節(jié)相對緩和時，小說才開始交代貢布的身份以及他逃亡、搭救土爾吉的原因。

   懸念設計是經典小說創(chuàng)作不能忽視的重要手段。設計懸念、制造懸念、表達懸念，是讓作家們絞盡腦汁的事情。高明的作家制造的懸念，或讓讀者拍案驚奇，或讓讀者陷入沉思，或讓讀者會心一笑。每位作家都有制造懸念的獨特技法，讓情節(jié)跌巖起伏，或峰回路轉，或九曲回腸，或草蛇灰線，或刨根究底。不過，即便是同一作家，在不同文本、不同情節(jié)中，設計懸念的手段也不盡相同。達真的《康巴》也有多處懸念運用了追源溯流的懸念設計。

   《康巴》第一章就設計了一個巨大的懸念?！敖粎R地”從云登格龍的夢境寫起，“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人做噩夢總有緣故。云登格龍的可怕夢境源于27年前的一場情仇。追溯噩夢的源頭，牽出故事人物及各種細節(jié)。牽一發(fā)而動全身，或者說一部精彩的故事要有一個很好的引子，由引子牽引出精彩的片段。之后第二、三部分的首章都留有懸念，“送禽獸下地獄”“落戶藏東的惡魂”用引子開頭，引出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然后展開情節(jié)，在情節(jié)的不斷發(fā)展中再不斷設置懸念，一環(huán)緊扣一環(huán)，顯出故事的波折變化?！睹ā吠瑯佑泻芏嗑实膽夷?，如土爾吉從聰慧的喇嘛到犯戒的“扎洛”，及其與兩個漂亮女子的婚戀故事，都有動人心弦的懸念；貢布作為彪悍的康巴男人，他搶婚、 賽馬奪冠、殺人逃亡、搭救土爾吉、勇敢入伍、為國捐軀等經歷，也展現(xiàn)出傳奇性。

   在懸念設計中，矛盾沖突自然凸顯。沒有矛盾，就沒有懸念，小說就難以產生吸引力。當然，矛盾發(fā)生過程中的一些細節(jié)完全靠作者想象。如貢布搶婚時“殺刀”（他把對手的刀搶來掰斷成兩截）的勇猛，賽馬場上爭奪名次時的彪悍，對不公平制造者嘎多的怨恨，搶救土爾吉時的義舉等，這些情節(jié)中的人物形象、語言、動作、心理，以及周邊場景、自然景觀等細節(jié)都需要依靠作者豐富而細致的想象。

   啊波波！啊麻麻！啊吱吱！圍觀者驚叫成一片，刀割進肉里的那種疼痛在人們的痛感里傳播著，只見殺“刀”者將帶傷的手在額頭上一抹，順勢在額頭上留下了鮮紅的血印，像在怒發(fā)沖冠的頭發(fā)根部點燃了即將燃燒的熊熊烈火，大聲吼道：“長耳朵的都聽著，我現(xiàn)在說的話不是早上的露水，而是刻在石板上的字。這女人，從現(xiàn)在起，就是我的女人了，是麥塘草原的媳婦了，她要為我生下一串敢殺‘刀’的小崽子?！闭f完，又將鮮血直流的手在腰間的藏袍上一抹，神情坦然地走到雍金瑪身邊，將她一把攬在胳肢窩下朝不遠處拴馬的馬樁走去。

   小說設計的搶婚情節(jié)可謂波瀾起伏，場面驚心動魄。

   后來，在部落的賽馬會上，貢布本是第一名，但是嘎多判兩人并列第一。貢布不服氣，殺死了嘎多，不得不亡命天涯。貢布的故事一個接一個，個個都讓人膽戰(zhàn)心驚。他多舛的命運彰顯了康巴漢子的剛強、勇敢、俠義、執(zhí)著等特點。作家在情節(jié)中設置懸念，在懸念中隱藏矛盾，在矛盾中尋找突破，通過細節(jié)想象場景，進而全方位地刻畫人物性格和命運。從這一點看，不得不嘆服《命定》的出色設計。

   藏族小說選擇經典的寫實手法

   20世紀80年代以后，小說的故事性遭到一些創(chuàng)新者的質疑，寫實要求被弱化。“小說散文化” “小說詩化”，甚至“小說去故事化”等說法風行一時，目的是讓小說讀起來“不像小說”。這些說法固然有道理，卻在根本上模糊了小說與其他文體的界限。小說之所以是小說，就是因為它有人物、情節(jié)、環(huán)境，這三要素是小說的靈魂，也是經典小說必備的要素，離開了任何一點，小說都會缺失個性，讀起來殘缺不全。

   從近40年的情況看，藏族作家對傳統(tǒng)小說創(chuàng)作技法情有獨鐘，在堅守傳統(tǒng)之路上利用經典元素創(chuàng)造經典?！犊蛋汀返拈_頭部分寫云登格龍的夢境，用了很大篇幅。有時夢境、幻境、實境交替出現(xiàn)，表現(xiàn)人物思維活動、心理活動。當這些思維活動、心理活動超出常態(tài)時，作家又會借機將人物拉回現(xiàn)實，讓他繼續(xù)在現(xiàn)實中從事其他常態(tài)活動。

   藏族作家的很多素材都來源于生活，來源于作家熟知的人和事。這種從真實語境中得來的素材，就需要有真實的表達方式，以凸顯文本內容的真實性，贏取讀者的信任感，提升小說反映現(xiàn)實的作用。當然，強調現(xiàn)實，并非照搬現(xiàn)實，而是通過語言文字對現(xiàn)實生活進行藝術表達。小說的藝術表達需要依托情節(jié)。

   塑造人物、刻畫性格有多種方法，如漫畫法、工筆法、肖像法、點筆法等。藏族作家的小說多采用寫實手法，或以寫實為主，伴以魔幻的、現(xiàn)代的、心理的等技法，使文本呈現(xiàn)更加豐富。

   運用史料，可以促進作品的真實性，讓人物的性格有更堅實的社會背景和歷史背景。而史料又與民俗文化、民族文化等息息相關。

   史料為故事服務，故事為人物服務，而人物又是故事的制造者?！犊蛋汀分v的是以三個人為代表的三個家族的故事，《命定》講的是兩個人（土爾吉、貢布）的故事。人物活動于歷史情境中，故事在人物活動中展開。人物活動的一舉一動都靠作者想象，所有想象通過文字表述，最終旨在構筑小說文本。一個人物活動頻繁，在文本中出鏡率高，這個人物就成為中心人物、主要人物，其他出鏡率低的人物則成為烘托或者是背景。中心人物的活動構成敘事的主要內容，如何把中心人物寫得栩栩如生、活靈活現(xiàn)， 取決于作者的創(chuàng)作技巧和創(chuàng)作能力。

   藏族作家中的阿來、達真都是寫故事的高手，總是出其不意地讓人物的行為呈現(xiàn)出 “陌生感”，不同于常人。《塵埃落定》中的傻子二少爺就是典型，《達瑟與達戈》中的達戈也是“傻子”的意思。達真的《康巴》《命定》并沒有塑造傻子形象，相反，都塑造了康巴硬漢形象。貢布的剛毅無可挑剔，但要說土爾吉剛毅，恐怕會有異議，因為他不敢殺生，見到血腥場面就嘔吐。事實上，不敢殺生和嘔吐源于他的信仰，而土爾吉在很多時候表現(xiàn)得非常有男子氣概：當師傅因他受牽連挨打時，他會心疼并愿意承擔責任；戰(zhàn)場上見到受傷的戰(zhàn)友，他主動醫(yī)治；戰(zhàn)爭結束后他主動為戰(zhàn)友守靈。由此可見，土爾吉并不膽怯，也不懦弱，在內心深處他完全具有康巴漢子那種敢于擔當?shù)木瘛?/span>

   《命定》在“后記”中介紹了創(chuàng)作動因，文章末尾寫道：“向為本書提供素材的老兵馬瑛老先生（已故）、格朗老先生（已故)”等人“致以衷心的敬意”。從一連串的人名可以看出，作者獲取的素材是非常真實的，事件發(fā)生以及發(fā)生的環(huán)境具有一定的真實性。當然，素材進入小說，必須經過作家的想象、提煉、潤飾，用生動易懂的文字描繪出來，才能進入讀者視野。事件，是需要人物去完成的，需要人物在某個活動環(huán)境中和其他要素合作。

   人物形象的品質以及性格形成過程決定了故事的曲折度和精彩度。達真塑造的硬漢形象具有鮮明的民族性格和地域特征，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當代文學中威武勇猛又不失柔情的硬漢形象的缺失。

   故事的內容、節(jié)奏、基調有時通過人物表達，有時通過作者表達，有時通過敘述者表達。當主人公生活在涉藏地區(qū)，無論他（她）是否藏族身份，藏族文化都會自然浸潤其中。

   藏族的民俗文化豐富多彩，與民族的信仰、習慣和心理相關聯(lián)。如飲食上吃糌粑、酥油茶、牛肉等，服飾上穿藏袍，這些日常生活的獨特性顯示了文化的差異。

   民族文化中一個鮮明的經典元素就是民族語言、地方語言。藏族作家的作品中都有很多藏語，為了不影響閱讀，作家常采用夾注的方式，讓方言俗語與通用語結合起來，方便理解。此外，文本中還有很多俗語、俚語、歌謠、故事和傳說，為文本增添了民俗色彩，使地域文化意蘊更加濃郁。實際上，少數(shù)民族作家創(chuàng)作的各種作品都離不開民俗文化與民族文化。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寫實手法使作家的寫作更加“接地氣”，作品內涵也因此更加富厚，意義更加豐贍。

   藏族小說選擇經典的傳播方式

   經典確實是要重視的，文學史實際上就是作家作品經典創(chuàng)造的歷史。但是經典是怎么創(chuàng)造出來的，我們就要既把握經典，又鑿破經典?！焉贁?shù)民族文學寫進主流文學史，已經成為當代中國學者義不容辭的責任。”創(chuàng)造并發(fā)現(xiàn)少數(shù)民族文學經典成為當代作家、批評家的要務。衡量一部作品的經典性，自然要根據評論界、文學界通用的有關經典的標準?？傮w看，一位作家、一部作品要走向經典，必須達到最基本的要求: 藝術高度和思想深度。

   藝術高度、思想深度是經典作品的必備要素，但除此之外，還少不了傳播助力。有效的、良好的傳播方式和傳播途徑，也是小說走向經典的重要因素。小說的人際傳播，也屬于傳統(tǒng)的傳播方式。人際傳播的具體實現(xiàn)渠道有多種，如作品研討會、高校和科研院所組織的學術研究活動。“康定七箭”組織的系列活動對于康巴地區(qū)藏族作家與藏族文學的研究有很好的推進作用。這些活動不但可以推介作家和作品，還可以進行學術研討，展開評論討論，這就將地域文學拓展到全國范圍甚至世界范圍。這類文學活動不但鞭策了作家，宣傳了地域文化，也有利于地方乃至全國文學的發(fā)展，有利于文學力量的加強與文學水平的提高。

   文學作品一旦成為經典，就擁有了一定程度的話語權，甚至會進入文學史，進入教科書，被一代代人閱讀、接受并產生持久的影響。

   《命定》出版后產生了良好影響，再版時封底赫然印著“2012年榮獲第十屆全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長篇小說‘駿馬獎’”,在這行大字的下方，有陳曉明、李敬澤、麥家、阿來、謝有順五位評論家的評語。作品封底添上這些內容，顯然是為了提高文本的權威性，促進作品的推廣和發(fā)行。獲獎、得到專家學者的認可，意味著作品向經典邁進了一步。

   當代批評家賀仲明認為，“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已經有一個多世紀的歷史，正在進入經典化階段。文學經典化的過程中，作家的創(chuàng)作固然非常重要，但也只是一個階段，讀者的閱讀、接受，批評家的評 價與判斷，文學史家的認同與篩選，也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綜上，藏族作家的文學開始時間雖不早，其創(chuàng)作勢頭卻很強勁。藏族文學在當代文壇產生的影響力足以為藏族作家文學邁向經典提供有效的證明。盡管一些藏族作家的作品要成為經典還需要時間的打磨，還需要更長久的文學史沉淀，但藏族文學在當代文學領域的成就及其對當代文學的整體貢獻都具有不可忽略的意義?？偨Y藏族作家在邁向經典途中的創(chuàng)作經驗，可以為文學的進一步繁榮發(fā)展提供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