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孝紀

如今想來，能夠出生于湘南山區(qū)的一個普通鄉(xiāng)村八公分，并在那里成長，熟悉那里的山水田園、煙火人家，熟悉那里的青磚黑瓦、一草一木，熟悉那里的耕作農事、風俗民情，熟悉那里的世態(tài)演變、人間寒暑……讓我這一輩子無論身處何方，都有著一份無法割舍的鄉(xiāng)土情懷，有著一份縈繞于心的牽掛和眷戀，真是莫大的幸運。

童年和少年時代的鄉(xiāng)村生活，無疑是最讓我難以忘懷的。那時正處于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到八十年代中期，作為偏遠閉塞的村莊，在我有記憶的時候，這里已鮮見政治風云的喧囂，人們差不多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農耕生活十分寧靜。這時期的家，物質條件無疑是清貧簡樸的，點的是煤油燈，后來有了電燈；我們穿的是補丁衣褲，一年難得做一身新衣服；一年四季除了天寒地凍的日子，一家人多是打著赤腳走路；吃的也是簡單的粗糙飯菜，食材幾乎都是自產的稻米、小麥、紅薯以及辣椒、豆角、蘿卜、白菜種種蔬菜，但經了母親柴火的燒煮和烹調，樣樣又是那樣可口好吃。我也沒什么新奇的玩具，陀螺、滾鐵環(huán)、鐵管槍，諸如此類，都是自己親手做的。我也參與力所能及的勞動，撿柴、扯豬草、摘蔬菜、挖紅薯、蒔田、割禾……鄉(xiāng)村的農活事務，樣樣都干。我與大自然也是沒有距離的，置身于沒有污染的自然天地之間，在江水里游泳，在山間采擷野果和野菜，全然與自然造化融為一體。在這樣一方山水田園之中，能夠與父母和姐姐們在一起，看日起日落，在瓦檐下過著儉樸純真的日子，心情愉快，無憂無慮，還有什么比這更好的呢？

不過，隨著年歲的增長，父母也經常告誡我：“養(yǎng)兒不讀書，不如養(yǎng)個豬?！彼麄兌际遣蛔R字的文盲，對于我這個家中排行最小又是唯一的兒子卻寄寓了莫大期望。母親對我的學習，管束尤為嚴厲。他們希望我能考上中專大學，吃上國家糧，跳出農村，不要再干祖祖輩輩都賴以為生的繁重農活。對于讀書學習，其實我也一直是十分喜愛的，成績向來就很好。正因為如此，我順利讀完小學、初中和高中，又順利考上中專，實現了父母心中的夙愿，也開始踏上遠離家鄉(xiāng)的人生路途。

1989年，我二十歲，兩年中專學習一晃而過，畢業(yè)后，我被分配到永興縣城一家建材廠工作。剛分工時，家里特地殺了一頭豬，給我買了一輛松鶴牌載重自行車，我將它騎到了縣城。我最初在廠辦公室上班，后來下了車間。工廠效益不好，時斷時續(xù)地放長假，這樣我拿到手的工資極少，許多時候連吃飯都困難。許多個星期天，我騎著這輛自行車，往返于縣城和家鄉(xiāng)之間，一天的辛苦來回，僅僅為了讓母親從村里借幾塊十幾塊錢給我?guī)У綇S里吃飯。放長假的日子，我有時連續(xù)數月回到家鄉(xiāng)，幫著年老的父母干農活。有時，我也借了車旅費，坐火車或長途汽車去廣東，融入打工者的潮流中，盲目地去四處尋求販賣我年青體力的謀生機會。在此窮愁逆境之中，我竟然熱愛上了詩歌，并且不切實際地設想把寫成的詩作出版成書，以期改變命運，終究也不過是一場竹籃打水而已。我后來甚至為了吃飯，先是把新單車跟別人換了舊單車，最后連舊單車也賣掉了。當父母有所覺察，問起單車的去向時，我只得支支吾吾，搪塞過去。這樣的三四年時間，因為有父母在，家鄉(xiāng)也成了我的收留之地。我的父母甚至改變了當初的想法，要我回鄉(xiāng)當農民算了，種田作土，有口飯吃。

當經濟開發(fā)區(qū)的建設熱潮從沿海城市刮到湘南山區(qū)縣城之時，我的命運得以為此有了轉機。因為我所學的城鎮(zhèn)規(guī)劃的專業(yè)，我被人想起，從廣東的臨時建筑工地，被召回到了久別的縣城。換了工作單位，生活穩(wěn)定了下來，我在縣城結婚生女，有了屬于自己的家。父母也常來縣城小住，每次來，他們都要帶上四時的應季菜蔬，用蛇皮袋子挑上一擔，并跟我講述近期村里發(fā)生的事情或變故。盡管他們已經年邁，家鄉(xiāng)的那份田土仍然在耕種，那片油茶山嶺也被父親挖墾打理得郁郁蔥蔥。每到蒔田、割禾和采摘油茶的時節(jié)，我會請了假，帶著妻女回到家鄉(xiāng)，干那熟悉的農活。

母親比父親小十八歲，卻在2001年暮春橘子花開的時候，先父親而逝。尊重她生前的遺囑，我把母親葬在了我們自家的油茶嶺上。隔四年，端午節(jié)過后十天，父親也突然逝去。我將父親葬在了母親的身旁，了卻了他的心愿。從此，家鄉(xiāng)那棟度過我少年時代的瓦房，關門落鎖，煙火消失。家鄉(xiāng)成了故鄉(xiāng)，我成了故鄉(xiāng)的游子。

2006年，我離開縣城，來到郴州的一家報社做記者。這一年，武漢到廣州的武廣高速鐵路線動工修建，按照規(guī)劃，鐵路線南北貫穿我的故鄉(xiāng)八公分村，包括我家建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這棟瓦房在內的上百棟房屋需要拆遷，異地重建新村。那時，村里有人勸我，我已經在故鄉(xiāng)沒有田土，家也在外面，不如將房屋拆遷款領了，把新村安排的宅基地賣了，不要在村里新建房屋了。但我覺得，如果沒有一棟屬于自己的房屋，我日后從他鄉(xiāng)回到故鄉(xiāng)，我在何處落腳？我和我的后代，恐怕再也不屬于這個地方了。我在新村建了一層院落，在眾多林立的樓房里，是最寒磣的一處。之后每年，我都要回幾次故鄉(xiāng)，給父母掃墓，歲終年末之際，打開這棟常年塵封的房屋，貼上紅春聯，紅福字，放一掛鞭炮，在父母的遺像前焚幾片紙錢，點幾柱香煙。

我總是那樣的不安于現狀，又或許，像驛馬一樣的在他鄉(xiāng)奔波，是我今生的命定。2011年，我辭去記者的工作，獨自來到遠隔千里之外的浙江，從事一種全新的職業(yè)。長途勞頓，奔波于他鄉(xiāng)與故鄉(xiāng)之間，漸成習慣。不覺間，于今已八年有余。

或許離開故鄉(xiāng)越遠，回望來路才越發(fā)清晰，對時代的演化，對故鄉(xiāng)的滄海桑田，對自己的人生況味，也體察越深。從2012年起，我的諸多業(yè)余時間，都放在了“八公分記憶”系列散文集的寫作上，并一直憑著毅力堅持。

我想，我是幸運的，能夠出生在鄉(xiāng)村，歷經了人民公社的大集體時代，歷經了大集體解體分田到戶，既親歷了鄉(xiāng)村生活的艱難時期，也感受到了改革開放初期農業(yè)興旺的喜悅。如今，隨著時代的演進，工業(yè)化進程的加快，鄉(xiāng)村走上困境，農民難以靠耕種田地維持生計，也令我滿懷傷痛和憂慮。作為故鄉(xiāng)的游子，作為一個時代的親歷者，我有義務書寫故鄉(xiāng)，書寫我的出村莊記，把我和故鄉(xiāng)在時代巨變下的點點滴滴記錄下來，還原一個中國南方鄉(xiāng)村的真實樣本。

縱然身處他鄉(xiāng)，故鄉(xiāng)一直在我心中，從未遠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