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火

   “康巴小說”，推而廣之的“康巴文學”，對于現(xiàn)當代的中國文學版圖來說，一開始是陌生的。但經(jīng)過21世紀第一個10年的生聚和第二個10年前5年的勃發(fā)，康巴文學以及生產(chǎn)它們的康巴作家群，豐富了當下的中國文學版圖，壯大了當代作家隊伍。當下的康巴文學已集聚力量，正走出國門。

康巴文學一開始的“陌生”，不僅僅是因為它的地域概念的陌生，還在于生于斯長于斯的藏族作家們?yōu)槲覀儺斚潞蜌v史提供的文學圖景。這一文學圖景，于我們曾經(jīng)熟悉的文學圖景（包括它生長的四川文學圖景乃至放大到整個藏區(qū)文化背景下的文學圖景），顯然有著較為明顯的異質(zhì)力量?？蛋臀膶W所處的地域是一個特殊的地域?！翱蛋汀笔遣貐^(qū)，但又與其他藏區(qū)有所區(qū)別。藏漢文化的碰撞融合，正是這一文化地域的優(yōu)勢所在。

   康巴作家和康巴文學便得益于這樣的地域優(yōu)勢，特別是得益于藏漢邊際的文化交融。于是我們看到了如達真的《康巴》、格絨追美的《隱蔽的臉》、澤仁達娃的《雪山話語》等康巴藏地的關于人的、關于神的、關于人與宗教的、關于人與自然的相親相仇、相和相離的諸種情狀，以及與漢地文化不一樣的文學情狀和文學圖景。于此，康巴文學以及康巴作家群提供的文學情狀、文學樣式、文學語言、文學觀念，即康巴作家提供的康巴文學文本和文學圖景，作為一種有別于我們曾熟悉的文本，有著不一樣的美麗和不一樣的力量。

   由于康巴作家的天賦與努力，也由于國內(nèi)文學觀念的開放，康巴文學已經(jīng)作為一種存在、一種新的昭示，逐漸獲得了關注。評論界和各類媒體對康巴文學的關注和研究日益增多，表明了康巴文學及康巴作家獲得了相當?shù)目隙?。再譬如，在康巴作家達真的長篇小說《康巴》獲得第十屆全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駿馬獎”（2012）后，康巴作家雍措的散文集《凹村》獲得第十一屆“駿馬獎”（2016）。當然，文學的發(fā)展和繁榮，特別是作為個體的作家而言，并非由外在的評價來決定某一文學圖景的文學趣味、文學影響以及文學成就。但是，在眾聲喧嘩的當下，被關注（無論肯定還是批評）畢竟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在獲得國內(nèi)關注的同時，康巴文學并沒有就此滿足。2015年年底，3部康巴長篇小說——達真的《康巴》、亮炯·郎薩的《布隆德誓言》、格絨追美的《隱蔽的臉》同時由中譯出版有限公司翻譯成英文，向國外出版發(fā)行。達真另一部長篇小說《命定》也被翻譯成韓語對外發(fā)行，他的《康巴》已經(jīng)與韓國惠江出版社簽下了韓文出版合同。對于一個10年前還鮮有文學名氣的作家群體來說，這些無疑是了不起的事件。雖然，我們現(xiàn)在還不能就此認定，這幾部長篇小說在英語地區(qū)和韓語地區(qū)，究竟會產(chǎn)生多大的影響。但可以預測的是，這些出自康巴的長篇小說在異域?qū)⒊蔀榱硪环N文化上的“陌生和好奇”。

按照丹納《藝術哲學》中的理論，不同的地域會生產(chǎn)出不同的文學，不過，并不一定越是地域或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在我看來，僅是地域的或者僅是民族的，文學的公共價值和超越是很難達到的。觀古今中外文學，凡為優(yōu)秀的文學，無不是在與社會和歷史的糾纏之中展現(xiàn)出普遍意義上的人性。康巴文學得益于藏漢文化的“雜交”優(yōu)勢，得益于藏漢地理的邊際效應。但如果僅是這樣，康巴文學僅是一地之文學。正是由于康巴作家的超越意識（超越地域和超越藏漢文化本身），將視角的重心著力于對人性的表達與表現(xiàn)。

   例如，達真長篇小說《康巴》一開始是這樣寫的：“云登格龍醒來天已大亮。他不是自然醒來的，而是被噩夢中的一道道綠光刺醒的。就在他感到綠光刀割似的在身上劃出一道道傷口時，樓上的經(jīng)堂里的俄色喇嘛生平第一次看見上百盞的酥油的燈芯發(fā)出噼里啪啦的炸裂聲?！贝硕嗡镜奈幕尘?，一看即知不在漢地。然而，小說中人物的新異，則是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中呈現(xiàn)出來的。也就是說，這一感覺既是普通人的感覺卻又呈現(xiàn)出了特殊文化背景和不同民族的內(nèi)心。人類共同的命運和作為單個人的獨特且復雜的人性與命運，是文學作品、特別是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所著力呈現(xiàn)的。

   這一復雜的人性在英文譯文里較好地呈現(xiàn)了出來。《康巴》一書的英文譯本加了副標題：一部藏人的史詩。這樣一來，英文受眾的聚焦點就有可能從獵奇的心態(tài)轉(zhuǎn)為對這一文化地域中生活的人的命運的認知。人是文學的中心，多層次多角度地去表達與表現(xiàn)人的復雜性和人的共性，是文學得以超越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以及不同意識形態(tài)的鑰匙。也許正是得益于這方面的開鑿和發(fā)掘，康巴文學作為一種文學標識得以生存、生長，并嘗試著走出國門。

   康巴文學開始邁出國門的同時，康巴作家群也沒有就此止步。2011年和2013年，“康巴作家群”書系連續(xù)出版了兩輯，第一輯共6部，第二輯共6部；2015年又出版了第三輯，共10部。不只是數(shù)量，康巴作家和康巴文學還在尋求新的突破。或者說，在已經(jīng)贏得了不小聲譽之后，康巴文學試圖著力于新的實驗。格絨追美的長篇小說、尹向東的短篇、梅薩的詩等，都有新的實績。特別是格絨追美的《青藏辭典》，不僅打破了所謂“詞典小說”的寫作樣式，而且在沒有中心人物、沒有主要事件、沒有故事支持的情狀下，實現(xiàn)了嘩變。在讀完《青藏辭典》后，我立即在這部書的扉頁上寫下了兩句話：“這是一部與傳統(tǒng)小說絲毫不相干的小說，這是一部向往神性追問人性的心性獨白?！闭f它與傳統(tǒng)小說不相干，是因為它連起碼的人物和故事都沒有。它與青藏相關，與青藏的歷史和日常生活相關、與青藏的人文地理相關、與作家對青藏的思考與反省相關，但小說中的大量詞匯，還是漢地的詞匯。正是這種藏漢的交錯與嫁接，使得作家所要敘述的、所向往的，在一個又一個有些“天花亂墜”的詞匯間，一次又一次地蟬蛻、一次又一次地嘩變。我們知道，《米沃什詞典》給詞典體文學樹立了一個標桿。格絨追美的這部小說顯然也受惠于《米沃什詞典》。但是這部名曰《青藏辭典》的長篇小說，則從藏漢文化相交融的背景出發(fā)，給康巴文學提供了新的文學經(jīng)驗和新的文本。由此，在康巴文學繼續(xù)前行的過程中，其有可能出現(xiàn)的新走向值得我們不斷觀察和思考。

   格絨追美在《青藏辭典》中解讀“天葬”一詞時說：“天葬是人身最后一次的偉大施舍和奉獻”。其實在我看來，對于康巴文學來講，也許每一部作品的問世就是一次天葬。而走出國門，也許就是別一文字和別一文本的“涅槃”。